閱讀青海藏漢雙語藏族作家久美多杰的散文,清新自然之風撲面而來,字字句句帶著靈性浸潤人心,不僅為他真誠樸實的情感所打動,也被他那具有濃郁的藏族思維的方式和詩化的語言、巧妙的構思所折服。他那充滿藏族智者般思考問題的方式,觀察、審視生活的態度,視角獨特,語言幽默,令人忍俊不禁。他的大部分散文具有以上特征,這是他文學創作在藝術上的追求。
        為了不忘記母語而寫作的初心,讓久美多杰的文學從開始就帶上了璞玉的質感;不以寫作為功名敲門磚的選擇,讓文學成為心靈、性靈的自由牧場。白天他牧放漢語(工作語言),夜晚或閑暇時在他牧放母語藏文。“我的文字,最初是想讓它們佇立在圣湖之畔,想讓他們仰臥在草叢中看云”。“我希望散文記錄我的腳步,詩歌掩蓋我的脆弱。”正是這種無功利目的、自由寫作的精神狀態,讓久美多杰的散文和詩歌自然流淌出純真質樸的真情實感,如青海湖畔夏季清晨盛開的格?;?,清新自然而脫俗。
        但這不是說,他的寫作就是隨意的。久美多杰對寫作抱有敬畏之心,他在創作談中開筆就說:“我不是從小喜歡寫作的那種人,也沒有這方面的天賦”。但他覺得“寫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只要真誠實在,不求名,不爭功、不圖利,我的寫作過程中就不會有痛苦。”他的寫作態度是虔誠的,“尊重寫作,努力讓作品對得起讀者。”他甚至在寫作時會真誠祈求藏族文藝女神央金瑪:“殊勝的女神!請賜予我優美動人的詞語,讓這篇寫給遠方的文字清新自然,浸潤人心。”他的創作與其說得到了文藝女神央金瑪的加持,毋寧說是對經年不懈地朝著清新樸真的方向前行的褒獎,獲得全國第二十四屆“孫犁散文獎”和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翻譯獎,就是對這位藏語言文學專業出身的藏族作家最好的肯定。
        作家謙卑地說:“我愿意提著用散文和詩歌編織的袋子,做一個拾荒者。”而我愿意從他的袋子里撿取那一塊塊用真情打磨成的美玉,分享遇見的欣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藏譯漢翻譯集《久美多杰散文集》(2014年)、漢語散文集《故鄉與遠方》(2016年)以及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漢雙語詩歌集《一個步行者的夢語》,是我閱讀分享的作品集。
                     
真   情

        “真”是久美多杰散文之魂,也是他作品最可貴的文學品質。內容上的“真”使他的散文成為記錄中國安多地區社會生活的史料,具有歷史價值和史料價值;情感上的“真”使他的散文煥發出契合心靈的生命力量,浸潤人心,具有文學價值。
        捧讀久美多杰的散文集《故鄉和遠方》,映入眼簾的是第一篇散文《在延安想起宗果》,我被作者的“真”所震撼。“我從小熱愛紅軍,向往和懷念紅軍。紅軍過草地的故事曾經無數次感動過我,我一直納悶的是紅軍部隊走過了草地,卻沒有來到我們村莊。”這應是懵懂年少時才有的純潔無暇的真心,歷經半世風塵,作者竟保存的完好如初。再讀,伴著《紅星閃閃》的旋律,八角帽、紅五星、紅軍服、毛主席語錄、“敵我戰爭”的游戲以及對紅軍的崇敬和向往之情浸潤心田,喚出那個純情純真的年代,這是每一個70后都曾經歷的真情歲月。作者還記述了一位紅軍戰士被馬匪打散流落到家鄉“宗果村”安居的經歷。不僅如此,作者用自己最真誠的感激之情對紅軍及其長征做出了最純潔的贊頌:“他們用超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氣,拉著神奇之犁,用智慧開墾了一個古老而荒蕪的土地,到處撒播了新鮮的種子。……它有力量點燃一個新的偉大長征的火種。”正是因為追求“真”的本心,在感知到事實真相時,真情油然而生,汩汩噴涌,讓讀者看到那顆用真情澆灌出來的純潔樸素的精神家園和心靈世界。
        久美多杰就是用真情打磨生活這塊璞玉,他的愛、恨、樂、悲,他的喜、怒、哀、懼,在文字間不加掩飾地自由行走,語言亦步亦趨,或質樸到淺白、或優美到華麗、或幽默到捧腹、或噎語到窒息、或諷諭至諷刺、或睿智如哲理。
        因為愛,他的散文里住滿了“宗果”兩個詞,那是他的家鄉,他的情感的發源地。故園也確實給了游子心靈的安穩和棲息,所以,對宗果,作者不吝溢美之詞。在散文里,“初秋的宗果顯得很閑適,夜幕降臨后,我的周圍一片寂靜,遠處的流水聲像童話一樣干凈。”(《宗果散記》)  在詩歌里“高峰身披銀裝/傳送著堅定的信念/黃河終年浩蕩/締造了綠色家園/白塔托舉佛光/屹立在日月頂點/鮮花般的故鄉/面向四方深情吐艷”。(《從宗果到拉薩》)
        能讓故鄉像詩歌一樣優美,像天堂一樣吉祥的就是作家發自內心的真愛。“我太愛雪域的人們了,以夢為梭,織一道彩虹;以虹為線,編一條哈達。我要像所有善良的人和卑微的人敬獻心中的祝福。”
        因為愛,他不接受有人在居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后離別的留言:“終于離開這個乞丐居住的地方了。”是的,無論是誰,只要喝過那個地方的水,吃過那個地方的糧,就不該詆毀有養育之恩的家園,這是做人的本分。
        “為了遠方的鹿/箭在弦上跺腳”。愛情來臨,詩句緊隨。你我曾有的心跳,可曾與他的詩句契合?抑或,因為他的詩句,你的愛情重現眼前?《恰卜恰的故事》由10首愛情詩組成,作者以飽蘸愛意的情筆記錄下了愛情來臨時的情迷意亂、相思的炙烤、等待的焦躁、離別的凄涼,情感細膩而濃烈,最富文學特色和生命力。詩歌以四、六句式組成,每句六字,形成嚴正的格律詩的形成,有倉央嘉措情詩的韻律與表現手法的遺韻,語言上的口語化與形式上的整齊美、音律美相得益彰,既有民歌的膾炙人口,又有韻律上的工巧,富含藏文化底蘊,無論從情感還是語言都可堪稱描寫愛情的精品。
        “一句真話會遭到嘲諷,滿口謊言卻有人恭聽。不知除了面部表情,還有什么是假的。不是道除了呼吸,還有什么是真的。”當求真遇上世相呈假,憤怒就會從他胸腔噴射,文筆帶上雜文的辛辣。
        “來者不是太陽/走得卻是至親”,玉樹地震,同胞遇難,悲從中來。“家園不見蹤影/身邊只有寒風”,“空氣都在哽咽/讓那琴聲安靜”,但詩人將悲情化為拯救的力量,“燈光不停移動/在向生命呼喚”“伸進廢墟之手/在和死神較量”“只要有顆愛心/我們不靠神靈”。地震無情,人間有愛:“擦干臉上淚水/道路仍在眼前/玉樹不要悲傷/你有我們陪伴//日月總會放光/只要雪山依舊/史詩千古傳唱/只要五湖攜手”。
        “母語,是祖先惠賜我們的第一份厚禮”,“雪域兒女可以放棄糌粑和皮襖,但無論如何也不能丟掉祖先留下的語言和文字。”對母語和民族文化的摯愛,不僅使作家走上創作之路,而且成為母語文化自覺的思考者、踐行者、批判者和傳承者。他不僅自己在使用雙語進行創作,經過夫妻商量,大女兒兼修藏語和民族舞蹈,小兒子從小在民族完小主修藏文,為藏文化的傳承培養著新的接班人。
         真情,讓久美多杰的文學創作獲得了浸潤人心的力量和人格品質,久美多杰也有足夠自信的為人底氣讓文字間流淌出人性求真的光芒,涵養文學的品質。
藏  韻

        久美多杰散文敘事的特點,就是用藏族民間講故事的敘事方式構思散文,在文體上介于散文與小說之間,具有小說的耐讀性和散文的真實性,富有藏族思維和安多地區地域特色。
        白天滿臉笑容地牽著黃昏怯生生的手,說要到村子東邊的那片樹林中去散步。”“進屋生火燒茶時,黃昏獨自返回,我看不清他的臉,便問:白天呢?它怎么沒有回來。黃昏低頭不語,我吼道:“說話呀!你的嘴巴被誰堵死了嗎?黃昏仍然站在窗外,好像一只偷吃了酸奶的貓。我盡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大人似的又問:你們是不是打架了?它為什么不和你一塊兒回來呢?它現在到底在哪兒?……這時,我突然聽見大門外面有人在說話……我終于松了一口氣,放心地走出屋外,不再懼怕背叛和謀害白天的現在已經完全變黑的黃昏。”(《黃昏》)
        這段文字完全運用了擬人的修辭手法和講故事的敘事方式,變成了一篇黃昏謀害白天的童話故事,而不像是一篇關于黃昏的散文。時空、物我,完全在主客觀合一、物我不分的審美情景中,表達了十歲的“我”面對來臨的黃昏的恐懼與孤獨。
        語言中含有民族思維和地域特色,最突出的體現就是在修辭手法的使用上,尤其是比喻與擬人能充分體現民族性和地域性。
        從雅礱河谷到雪域大地,母語是獼猴慈悲的微笑和巖女誘人的嫵媚,母語是百靈鳥對草原的禮贊,是布谷鳥向田野的問候,是炊煙在黑色帳篷和碉樓、木屋、土房肩膀上幸福的舞蹈。(《母語》)
        《母語》通篇采用比喻與擬人的修辭手法來闡釋母語的重要性,充滿了藏文化的底蘊和藏區文化事項與地域特色。這段詩化的語言,禮贊、問候、舞蹈;獼猴、巖女;黑色帳篷、碉樓、木屋、土房;無論地名、物名,還是本體、喻體都指向藏文化,滲透著藏族的思維,表達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無論牧區還是農區,母語備受尊崇,廣泛使用的事實??梢?,比喻的方法是一樣的,構成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是具有這二者特色的物象,擬人的手法也同此理。
        阿咪扎嘎爾雪山除了冬天偶爾戴一下那頂不知戴過多少歲月的白色氈帽外,春夏秋三季基本上都是光著頭的,河水自然比以前瘦了很多,從溝口流過的黃河,有時候像一名久病不起的老者,有氣無力地掙扎著。東西兩座綿延不絕的大山像是在比身上的肌肉似的全都脫光了衣服,實在是難看死了。(《在宗果河灘懷念森林》)
        戴氈帽是雪域高原牧民冬季保暖御寒的日常行為,由此聯想到 雪蓋山頭像人戴了“白色氈帽”,生發類比聯想,有了以下“光著頭”“比肌肉”“脫光了衣服”的擬人格的連續使用,來形象地說明家鄉生態惡化的景象。
        這樣的例子在久美多杰的作品中俯首皆是,充分體現了藏族善用比喻與擬人的修辭手法來增強作品的文學性和說理的形象性的思維特征和文化特征。
        宗果以前肯定有森林。也許,宗果的森林是因為無法忍受村里人的百般刁難和欺侮而逃到別處去了?;蛘?,宗果的森林可能是一個喜歡到深山中修行的密宗信徒。”(《在宗果河灘懷念森林》)
        擬人手法的使用,給予“物”充分的自主意識,時空被“物”掌控,形成“物自在”敘事,既形象貼切又親切睿智,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
        炊煙像一個喝過假酒的小子,在帳篷外面有氣無力地掙扎著,而爐灶前滾燙的奶茶正望著門外的客人激動不已,它從來不問你來自哪里,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到何處去,總會滿足造訪者的需求。 (《青海湖》)
        在“物自在”敘事中,還帶上藏族的民族性格,比如,熱情好客的性格,男性愛喝酒的性格等等。
        久美多杰掌握著許多藏族的諺語,用在適當的地方,不僅增強了說服力,而且增加了濃郁的藏文化氣息與底蘊。比如,他說,在青海人們經常對家鄉人開玩笑說:“赤嘎(貴德)是個好地方,但是人不怎么樣。”,“我只好借用一句小時候在宗果學到的藏族諺語來應付說‘不彎曲的樹,森林里找不到;沒缺點的人,世界上不存在。”(《這兒離黃河不遠》)吐伯特(藏)人有句諺語:“故土可以忘卻,母語不能丟棄。”(《母語》)等等。
        久美多杰還喜歡用數字形成有趣的數字修辭效果。數字作為確鑿的數據理論,在議論文或說明文中作為支撐論點、說明事理的重要論據廣泛使用,但久美多杰卻將這種作用在自己的散文中自如運用,給數字一種修辭的效能,增加了散文的趣味性。久美多杰喜歡用數字表達數量的變化,有趣的是他會用非常準確的數字表示概數,形成數字表述思想情感的功能,帶有鮮明的藏族思維和民間文化的特征,這是久美多杰獨特的文學表達方式。
        比如,寫新農村建設中形式主義的問題,作者要說明少數路邊的農戶維修了圍墻,多數靠山根的沒有維修,他就用數字來表達:少數=十二戶二十戶,多數=十八家八十家,(《鄰村》)看前面的數字十二、十八,變化并不大,看后面的數字二十、八十,差距非常大了,這種表達不僅達到了用文字達不到的數字倍增的修辭效果,而且達到了對“面子工程”進行批判諷刺效果,也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
        同樣,在《遠方在哪里》中,作者用數字表達了理想生活與現實生活的反差。“一想起遠方,我的睡眠就比遠方更遠。一只、兩只、三只、一百只、一百零八只白鶴從頭頂飛向遠方;一百只、兩百只、三百只、一萬只、一萬八千只烏鴉從遠方飛抵眼前。”白鶴與烏鴉分別代表理想的狀態與現實的情景,遞增的數字形成了夸張的效果。
        作者還用數字表現寂寞和懼怕孤獨的心理情感。比如,《黃昏》寫十歲的“我” 黃昏放學回到家里親人尚未回來的家,心理非常落寞,眼光尋視到活動的物,看見“離家門口不遠的那棵杏樹上,一對喜鵲降落到枝丫,八只麻雀忽地飛走。”“我”獨自“把馬和騾子拴在馬廄,把十二頭不同顏色的牛趕進棚圈,按各自的位置拴在木樁上。這時,四只毛驢也自覺地回到原有的小天地,把頭伸入食槽尋找飼料。”這些數字是確數,表達出“我”因孤單無聊而數嘰嘰喳喳的麻雀打發時光和用行動驅趕寂寞的心理。用數字描寫心理活動細致而傳神,有“尋尋覓覓冷冷清清”的意味。
        在詩歌《大海邊的遐想》中,詩人用數字一百的分和,描畫了在三亞海邊看眾鳥飛翔的眼中之景,賦予人生哲理:由于人的天資稟賦、社會閱歷等等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異,但只要有飛翔的愿力和積極進取的毅力,也能領略天空的闊大。

                一百只鳥翔藍天
                六十三只如閃電
                三十六只在云端
                還有一只低而慢
                假如能夠飛得遠
                我愿跟在它后面

        詩人還用數字贊頌著家鄉各族人民共建和諧美好家園的幸福生活。 “一個牧人吟唱/歌聲已滲入草甸/兩名耕者繁忙/汗水不知道冷暖/三代志士夢想/啟動未來的航船/鮮花般的故鄉/面向四方深情吐艷。”(《從宗果到拉薩》)用數字一、二,表明農業為主、牧業為輔的經濟生產結構模式,用數字三表明有更多的有志之士用長遠的發展眼觀和胸襟在建設著幸福的家園,用數字四表達家鄉敞開的胸懷和開放的心態。他還以“一顆真誠的心、兩句祝福的話、三碗醇香的酒。”介紹家鄉熱情好客的風土人情。  
        敘事、比喻、擬人、數字、諺語等等都帶上了濃郁的藏族思維,散發著安多藏文化的底蘊和地域特色,表達著對故鄉宗果的熾熱的愛。

 
幽   默

        幽默是藏族人與生俱來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三個藏族在一起,你就會聽到笑聲此起彼伏。但像久美多杰這樣在作文學作品中將幽默表現的如此淋漓盡致的,在藏族作家的漢語創作中也為數不多。
        等待公交汽車,是城市人最日常的生活,但能把等待公交汽車時人的無奈、焦慮、人被車(物)主宰,不能掌控自己行為而異化的心理過程刻畫得淋漓盡致而妙趣橫生的,恐怕只有久美多杰了。散文《等待公交汽車》用小說般細致的敘事描寫,寫了等車耗時的焦慮,久等不來的焦慮,等來了同方向的多輛車后選擇的焦慮,實在等不來,想打出租車而又舉棋不定的焦慮,終于等來了,但“我又成了別人眼中不守時的人”而丟失了人品的焦慮,等等心理活動,鮮明形象地再現了人被物操控失去自我的焦慮和憤怒的心靈,深刻地反映了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人類被物異化的真實心理過程。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想出以積極的行為掌握主動權和支配權,主動消解物對人的異化的精神層面。
        后來,我想到了一個辦法——等車的時候,在公交車站附近轉悠,裝作悠閑自在的樣子,裝作哪兒都不去的樣子,裝作什么車都不等的樣子,裝作從來不乘坐公交車的樣子,露出對周圍環境不屑一顧的、對時間沒有一點感情的神色,當看到自己正在等的公交車剛進入站點,就以閃電般的速度跑過去上車、刷卡,讓公交汽車感到意外和尷尬。
        此文整篇都營造了這樣幽默的語境,此段文字尤為思維獨特,語言幽默,讓人忍俊不禁。人與公交車玩起了藏貓貓,讓龐大的物的世界對人的行為驚訝,真為作者的奇思妙想折服。
        文中還寫了公交車終于來了,但“我”已經遲到了!“我”難以“撫慰惱怒已久的心”,就采用語言泄憤,用青海話問候公交車祖宗,然后用“303路公交車可能在路上去世了”等語句化解憤怒和焦慮,讓讀者在感同身受的體驗中幽默一笑“泯恩仇”。
        而今,西寧早就開通了手機查詢“西寧掌上公交”,在公交站點開通電子顯示系統,久美多杰們的等公交車漸漸成為歷史,但這篇散文因如此幽默地記述了等公交車的焦慮而終將成為講述公交故事的一個側面而銘記。
        《果洛夏天的雪》中,他同樣以幽默的筆調,人格化的手法刻畫了“黃沙”對人類的侵襲。
        過去,雪是一位誠實守信的花朵,它們講團結比奉獻,深受農村牧區田地和牛羊的歡迎?,F在,比白雪來得更猛烈的是黃沙,沙的所作所為有些過分,給雪域高原和世界人民留下惡劣的影響。它好吃懶做,只知道晝夜不停地吞噬草山耕地。它作風霸道,想起什么就干什么,從來不顧別人的想法和要求,還把責任推卸給周圍環境,認為自己完全是被風裹挾,身不由己,顯得很憋屈。
        給物以人格,將評價人品行的詞語套用到物上,雪花“誠實守信”“講團結比奉獻”,黃沙“好吃懶做”“作風霸道”, 大詞小用,莊詞諧用而產生的張力,形成幽默。
        構思的巧妙也增添了語言的風趣。“春天乍到,太陽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地上的雪被曬得大汗淋漓。”(《遠方在哪里》)“仲秋的水龍頭徹底壞了/沒有人能修理/水灑滿天空和大地/沒日沒夜白白地流淌著/農民恨不得把干渴的春季/拉進城里讓它把水喝個夠”(《斯朗的秋天》)。
        幽默讓久美多杰的作品有了審視和解脫生活困窘的雙重優勢,增加了作品的智趣和可讀性。

 
諷   喻

        在真性情的孕育下,說真話成為美多杰文學的高貴品質。“真話你不想聽/謊言我無心編造/給舌頭打個結/也沒有什么不好”,說真話是他的創作目的,他真話的基石建立在對民眾的福祉上,他常常以學者的嚴謹考察歷史與當下,將發現的真相通過文學作品加以啟示。久美多杰說理的方式多種多樣,有時以幽默大師的手法,讓讀者在忍俊不禁中與作家的心境共鳴,有時以嚴正的理論家的身份嚴密論證社會上流行的謬論,有時又以一位藏族智者的口吻訓導迷途的眾生,有時又以循循善誘者的語言引領讀者了悟世間百態,有時又以雄辯辯手的姿態廓清事實的真相?;蛎钊M生、或義正言辭、或娓娓道來、或聲色俱厲,盡顯作家真性情底色上的真知灼見和作為知識分子勇敢的責任擔當,而諷喻是他說理語言的顯著特色。擺事實、講道理是他說理的最常用的思維邏輯,記敘、議論、抒情、描寫等敘事手法和反問、對比、比喻、起興等修辭手法皆用來做他諷喻的戰士。這使他作品在淺顯易懂中力透紙背,在諷喻智趣中真假自明,善惡自彰。
        比如對藏族歷史人物朗達瑪,他的判斷是“由于相信少數人的偏見和謊言/一個充滿智慧的民族/冤枉了一位高瞻遠矚的國王”,“國王并沒有滅佛/他是在控制僧侶/倡導人們在家修行/推動生產,發展經濟/確保人口增長”。對刺殺國王的兇手詰問“是誰給了他刺殺國王的權利?”(《螞蟻和國王》)他現以敘事語言陳述事實,再以強烈的反問語氣形成詰問,達到震懾人心的作用。
        再比如對佛教寺廟,他認為:
        寺廟像黑暗中的一盞燈,往往會讓很多人在困惑的時候眼前一亮。但是,我也遇見過不少受了高等教育的本民族知識分子和有一定宗教學識的僧人,他們看到一座寺廟就問這是哪個教派的寺廟。教派很重要嗎?重要的是我們到底有沒有信仰,沒有真正的信仰的人才會問一些類似的愚蠢的問題。因為,在他們的心里,我執和偏見站了上風,仁愛、慈悲和寬容,僅僅是披在身上的一件外衣。在這一點上,我更加敬佩那些沒有教派觀念、虔誠誦經、寬容大度、慈悲善良,被很多人認為是愚昧無知的信徒們。(《從柴達木走過》)
        反問,顯出論辯的力量,對比,顯出諷喻譴責的力量,而敢于對宗教中的假惡丑發聲,則顯示出他學者般的文化自信和批判本民族文化的力量。在這篇文章里,他還舉例對比,釋迦牟尼、蓮花生、阿底俠等創始人和大師們放棄王位修行布道普度眾生,世界屋脊上卻因為宗教參與世俗權利而引發戰爭,教派爭斗,生靈涂炭。“實在是藏民族政治史和宗教史上不光彩的一頁,令人汗顏,值得我們深思。”(《從柴達木走過》)
        《鄰村》寫的是青海地區的農牧區進行新農村建設。“公路兩邊的人家,十二戶二十戶,新建的大門兩旁掛滿彩虹,土墻外包了紅磚,或涂上顏料,還繪有統一的圖案,原本邋遢的外表頓時光鮮了起來??墒?,靠近山根的農戶,十八家八十家,依舊是原來的模樣,整個村莊,像一位只顧染黑前額與兩鬢,露出后腦勺白發的倔強老者。”對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面子工程”和形式主義作風進行了諷刺。同時,因為“我”的故鄉在山坳里“在屬于自己的領地里過著從前的日子。每次回到老家,左看右看,怎么看都像一位不整理衣裙也非??蓯鄣墓媚?;前看后看,怎么看都像一位不擦脂粉也分外美麗的少婦。” 
        這樣的語言文字在久美多杰的文學作品中不勝枚舉。在此就不一一舉例??渍紓ピ凇稑阕韭收娴木妹蓝嘟堋分姓f,久美多杰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識來源于在大學讀書期間對西方哲學家書籍的迷戀。“潛心研究的是尼采、叔本華、蒙田等西方偉大的哲學家的《悲劇的誕生》《欲望與幸?!返鹊戎?,對那種跨語言領域和思維形式的探索,對他后來的創作和語言風格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F在,當我們讀到他的作品時就能切身感受到以小見大、滿含哲理、富有才情的優美文字。” 正是這樣的學理涵養,久美多杰的文學創作散發出理性批判的力量。
        久美多杰的文學創作自由地穿行在散文與詩歌之間,一方面情感意切,構思巧妙,或用詩歌的語言表達情思,或用小說的語言構思散文,清新質樸,充滿情趣。另一方面獨具藏民族思維的理性思考,充滿著理趣,散發著智慧的光焰,閃耀著學者性的理論功底和論辯力量,浸潤人心。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2016年 “當代藏族作家漢語創作價值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批準文號:16xzw031】

原刊于《青海湖》2019年第7期
 
        孔占芳,女,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興海人,青海師范大學民族師范學院教授,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會理事,青海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曾在《民族文學研究》、《青海社會科學》《青海日報》《海南文學》等報刊雜志發表論文、文學作品40多篇。

        久美多杰,藏族,青海人。中國作協會員,青海省作家協會委員會委員,青海民族文學翻譯協會副會長。出版有藏漢雙語詩集《一個步行者的夢語》,藏文散文集《極地的雪》和翻譯作品集《岡底斯的項鏈》《藏族女詩人十五家》《扎西東主小說集》等。曾獲青海“章恰爾文學獎”新人新作獎、第七屆青海省文藝獎、第二十四屆“孫犁散文獎”、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